全國人大代表、河北省廣平縣南陽堡鎮鄉村醫生劉貴芳來北京參加兩會后，村里就剩一位68歲的村醫“留守”了。但是老村醫不會用電腦，需要使用電腦建立檔案、管理慢病病人等與公共衛生相關的工作得等到劉貴芳回去后才能做。

劉貴芳在她的建議中指出：“村醫收入和生活不穩定，收入水平較低，因此鄉村醫生出現新老交替斷層現象，后繼乏人，大學生很少有人愿意從事鄉村醫生工作，人員總體數量減少，技術能力下降。”

不光是村衛生室，大城市的社區衛生機構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石景山區八角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全科醫生諾敏也表示人手不足。她所在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共有17名全科醫生，服務轄區內10萬名居民，平均每萬名居民1.7名全科醫生。這與2018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改革完善全科醫生培養與使用激勵機制的意見》中所規定的“到2020年城鄉每萬名居民擁有2-3名合格的全科醫生”有一定差距。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除了本就繁雜的工作外，包括鄉村醫生、社區全科醫生在內的基層醫務工作者還承擔了社區防控的艱巨任務。社區防控工作的扎實推進，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階段性勝利的重要保障，也是疫情防控常態化下不能放松的一根弦。

“現在的醫院里，感染科和重癥監護室的醫生公共衛生知識比較齊全一些，其他科室都不是很全。”全國政協委員、武漢大學基礎醫學院免疫系主任章曉聯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醫院和疾控部門處于分割的狀態，這也是此次疫情暴露出來的短板。章曉聯呼吁打破醫防壁壘，推動二者融合。

高級別醫療機構中存在的醫防分割問題在基層卻不太明顯。諾敏告訴記者，她平時除了給轄區老百姓看病外，還有眾多公共衛生工作需要處理，而后者基本上占據了她三分之二的工作時間。而且公共衛生的項目在逐年增加，從最初的9項增加到了現在的19項（其中14項由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承擔）。這些公共衛生工作包括糖尿病、高血壓等慢病患者的管理，兒童、孕產婦的健康管理，甚至包括轄區內美容美發、商場超市、公共飲水設備的衛生監督協管等。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諾敏和劉貴芳都會在他們和當地居民的微信群里面宣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識。此外，諾敏還會對居家隔離人員進行健康監測、上門進行核酸采樣；劉貴芳還會用村委會的大喇叭反復宣講疫情防控知識。

基層醫務工作者們做的事情瑣碎而繁雜，但是這些小事像細密的針腳一樣織牢了疫情防控網。

如何讓更多的年輕人加入鄉村醫生隊伍中？

劉貴芳建議，完善人才引進機制，有效落實大學生村醫制度。她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表示，大學生村官有編制，在報考公務員時還有一定優勢，如果大學生村醫也可以這樣的話，或許可以吸引更多的大學生加入村醫隊伍。

隨著我國公共衛生體系的發展，對村醫的信息化水平要求不斷提高。正如章曉聯所說，在防控傳染病方面，基層醫療機構是哨所，他們能第一時間接觸到感染者，所以要加強基層醫療機構對傳染病的診斷能力，同時還要完善信息網絡建設，可以讓基層醫療機構第一時間反映上去。

老村醫在電腦使用技能方面的落后會制約基層信息網絡建設，而這個問題會隨著大學生村醫的加入迎刃而解。

其實，多年前我國就開始通過政策鼓勵大學生投身基層醫療體系。早在2010年，國家發展改革委、教育部、財政部、人社部、原衛生部等發布了《關于印發開展農村訂單定向醫學生免費培養工作實施意見的通知》。根據國家衛健委的數據，2010-2018年，中央財政專項資金支持中西部省份累計培養了5.68萬名本科臨床（含中醫）醫學生，平均為中西部每個鄉鎮衛生院培養了1.9名本科定向醫學生。2018年起，每年有4000名以上經規范化培訓合格的本科定向醫學生持續不斷地補充到農村基層并逐年遞增。

截至2019年，全國已有23個省份開展農村高職（專科）定向醫學生培養工作，重點是為村衛生室和貧困地區鄉鎮衛生院培養從事全科醫療的衛生人才。

全國人大代表、郴州市第一人民醫院院長雷冬竹也常年關注基層醫療機構的建設問題。她表示：“基層不牢，關鍵是人才穩不住，這個其實提了很多年了，現在有一些改善，但是還有提升空間。”

雷冬竹說：“現在在基層看病的患者越來越少，醫生接收不了病人，就沒辦法積累經驗，隨之而來的待遇也高不了。”

對此，雷冬竹認為，可以先通過醫聯體的方法提升基層醫療機構的診療能力，讓轄區內的老百姓愿意到基層醫療機構看病，提高基層醫生們的看病能力，通過提升基層造血能力來吸引和留住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