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來自北川縣的陳炳秀在等車時回望九洲體育館。新華社記者戴旭明 攝

　　復課學生發出“愛的吶喊”

　　“我要愛！”

　　當你聽到這嘹亮的聲音在九洲體育館內回蕩時，你可能很難想象這震徹心扉的吶喊，來自再也無法找到父母的一些北川學生。

　　５月１８日，在體育館災民救助點，近千名學生默默凝聽。“你們不是一個人，也不是體育館的幾萬人，而是千千萬萬的人在一起……讓我們手牽著手站起來，大聲喊：我們在一起……” 中科院心理學專家這樣告訴孩子們。

　　“大家一定要記住，‘５·１２’地震的‘５·１２’，說的就是‘我要愛’！”專家祝卓宏高聲說。“其實我們是幸運的，還能選擇未來的路，這場災難讓我們重新認識了愛，愛父母，愛老師，愛同學，愛自己。”

　　祝卓宏讓孩子們大聲地跟著自己念“我要愛！”而孩子們的回應異常地響亮。

　　在“愛”的力量感召下，體育館附近的九洲帳篷學校短短２４小時建起。兩個白色的大帳篷由澳門捐贈，每個可以容納１５０人同時上課；而藍色的小帳篷是澳大利亞捐贈的。

　　學校每名學生都發了書包、作業本、圓珠筆等學習用具，這些物品全部是由好心人士捐贈的。而負責授課的２０余名老師來自綿陽中學和綿陽外國語學校。

　　九洲帳篷學校自５月１９日開課以來，最多時接收災區學生２０００多人，隨著受災群眾陸續返鄉，很多災區孩子也隨家長回鄉或轉學就讀。

　　九洲體育館內添置了一些運動器械，一直都有學生和小孩在蕩秋千，玩滑梯，孩子們跑來跑去，開心地鬧著，看起來正走出地震的陰影。一個美國記者看到兩個孩子在打鬧玩耍，在報道中寫道：“他們肯定能吃飽飯，否則沒這個閑心。”

　　５月２３日上午，九洲帳篷學校完成使命，在上完最后一課后，學生們轉到其他學校就讀。

　　至今，學生們都記得老師在帳篷學校第一堂課給留的特殊作業。老師說：“這份作業不要你們寫，只要你們牢牢地記住八個字：將幸運轉變成幸福。”

　　別了，九洲體育館！

　　當６月２８日記者再次來到九洲體育館時，這里只剩下不足１５００名受災群眾。已適應喧鬧的志愿者王建紅，似乎有點不習慣此刻的安靜。“我舍不得離開這里，我要做最后一名志愿者！”

　　５０天來，自稱“江湖性格”的他在這里交了很多朋友：這里的頂頭上司——工會的賈副主席；消毒點上來自東北、廣西的志愿者小兄弟；還有已熟識的災民們。

　　當年過半百的災民何大媽情真意切地對他說“有了你們，九洲就是我們的賓館”時，這個山西漢子哭了。

　　盡管到綿陽后，因為勞累他雙腿一直紅腫，從不生病的妻子中了暑，但夫妻倆都認為“來得值”。“這是我們一輩子干得最好的事兒。”說這話時，王建紅激動地揚了揚手。

　　其實，王建紅不舍的是一種大災有大愛的情感。他知道：人們終究要離開這里重建家園。

　　撤離和分流是從５月１９日開始的。“到那一天，九洲體育館已接納避難群眾近５萬人，達到了極限，幾乎無法管理，必須果斷采取轉移安置措施！”王曉剛說，更嚴重的是，周邊受災縣市還一直有人源源不斷地涌入，這樣根本不可持續。

　　５月１９日晚１１時，北川縣駐九洲體育館負責人、縣紀委書記文剛開始傳達撤離指令。

　　５月２４日，九洲體育館一天內就撤走６０輛大巴的受災群眾，大約有３２００人。

　　王曉剛說，受災群眾撤離體育館是有組織的。比如返鄉的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必須轉移到相對安全的安置點；二是按規定給予返鄉補助，發放彩條布等救災物資。三是自愿原則。開始走的大都是有生產自救能力的青壯年。

　　一家企業贊助的綿陽市高新區永久安置點投入使用后，十幾輛公交車列隊把九洲體育館的受災群眾送過去。

　　被轉移過來的北川人王清艷，盡管感覺條件比體育館那邊好多了，卻坐臥不安：她牽掛著還在九洲體育館做志愿者的兒子。在這場大地震中，丈夫失蹤，女兒受傷，她一直和兒子相依為命。天色漸晚，她執意要到安置點路口等候兒子歸來。

　　６月２９日下午，滿載最后一批受災群眾的車輛徐徐駛出九洲體育館，馳向安縣安置點。回首這座５０天來承載他們悲歡離合的避難所，許多人再次潸然淚下。

　　撤離不僅僅是結束，更是一種開始。歷經大地震洗禮后，還有什么能擋住災區人民重建家園的腳步呢？

　　別了，九洲體育館！作為汶川大地震的見證者，歷史將銘記你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