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英法德三國外長和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與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在日內瓦舉行會晤，這是本月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大規模襲擊以來西方國家首次同伊朗進行的外交接觸。歐方希望伊朗就核問題與美國恢復談判，伊方則表示只有以色列“停止侵略”才會再次考慮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伊核問題。此次會談雖然顯示出歐洲國家試圖在中東地緣政治出現動蕩局面時發揮建設性作用，然而歐洲在立場和能力上的雙雙失位，使得其斡旋和調解作用的公正性與可信性大打折扣，亦凸顯了“特朗普2.0”時代美國裹挾西方世界無原則親以色列，進而導致中東局勢失控、安全風險外溢的特點。

一方面，中東安全和政治形勢的穩定事關歐洲周邊安全和經濟發展的大環境，與歐洲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因此歐洲對于實現中東穩定、管控區域沖突的訴求不言而喻。然而，在歷史慣性和依據政治體制劃分敵我的價值觀窠臼共同影響下，歐洲國家普遍將對以色列政策親疏與“保護猶太人生存權”及“支持自由民主”相掛鉤，使其政策立場的客觀邏輯性和道義可信性形成了一個獨特的體系。

在此基礎上，歐洲呼吁所謂以伊之間“停火止戰”“管控沖突”“防范事態升級”，但對于加害者和受害者的關系，以及解決沖突的平等公正性方面卻往往喜歡“和稀泥”，甚至倒因為果。例如，德國總理默茨稱以色列襲擊伊朗是“替西方干臟活”“替西方國家承擔風險”，這被解讀為實際上是公開支持甚至慫恿以色列發動襲擊、侵犯他國主權安全領土完整的行動；其他歐洲國家表態“支持以色列自衛”“譴責伊朗襲擊并要求伊朗保持‘克制’”的態度，亦反映歐洲在國際沖突中根據親疏遠近、不問是非曲直來表態行動的姿態，使其意圖在中東問題上充當“調停者”或“斡旋者”時不被信任。

另一方面，在跨大西洋關系持續動蕩、美國對歐“對等關稅”實施期限臨近的背景下，歐洲與美國協調談判維護自身利益的意愿和需求高漲。在歐洲竭力尋找與美國進行利益交換的過程中，在中東問題上“偏向美國”恐成為一些歐洲領導人和外交人員謀求緩和甚至妥協的籌碼。于是乎，我們可以看到，在剛剛結束的七國集團（G7）峰會上，即使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前離場，即使各國分歧巨大到無法形成會議公報，G7中的歐洲國家仍然給伊朗扣上“地區不穩定和恐怖主要源頭”的帽子、提出“不能擁有核武器”的要求，但在如何管控武裝沖突、避免局勢升級，以及進行有效、可行的沖突降溫行動方面毫無建樹。可以說，歐洲在不涉及其最要緊利益的問題上雖然不斷“慷他人之慨”，但無力同美國在歐方關切的領域達成有意義的進展。

另外，從能力方面看，歐盟一直以來都以“規范性力量”在中東乃至國際舞臺上采取行動，事實上反映出其缺乏運用軍事或經濟手段在地緣政治層面施加影響的能力。在巴以、伊以等中東地區的軍事沖突中，歐盟不僅無法通過軍事力量約束以色列冒進的進攻性行為，而且德國等國在新一輪巴以沖突以來仍保持向以色列供應武器，甚至希望以色列在支援烏克蘭方面發揮作用。在經濟領域，歐盟自2018年美國重啟對伊朗制裁以來即迅速“服軟”順應相關制裁，同時在貿易、投資、金融等領域均無力對中東地緣政治各方采取凌厲手段加以約束，與其在對俄制裁上重拳出擊形成鮮明對比。此外，歐盟在俄烏沖突后激進對俄“能源脫鉤”導致對中東國家油氣需求上升，亦使其在中東的行動受到更多經濟上的約束。

可以說，歐洲自身利益考量帶來的立場問題，以及其自身硬實力的不足，導致歐洲在以伊沖突爆發后一方面希望靠自身力量推進停火止戰，另一方面卻無法在該問題上站到與美國和以色列不同的位置，陷入“兩難”的尷尬境地。歐洲在變局下地緣政治雄心及現實作用之間的巨大落差，體現出其在國際事務中的道義責任與其現實利益之間的矛盾。以色列鼓動“伊朗內部劇變”之時，歐洲國家恐怕更多想到的是“民主自由的勝利”或“核問題可以一勞永逸解決”的天真想法，而未能充分考慮到一個9000萬人口的國家若發生劇變，其對于中東地區乃至整個歐亞大陸地緣、安全、經濟等方面，會產生怎樣的沖擊與后果。事實上，歐洲已經在十幾年前中東前一波動蕩中吃盡苦果，而為其自身長遠周邊利益和國際形象考量，歐盟和歐洲各國恐怕應以更負責任、更公正的姿態與舉措，為公平合理的止戰勸和作出應有貢獻。（作者是北京語言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