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全球三大經濟權威人士雷·達利歐、肯·羅格夫與尼爾·弗格森罕見聯合發聲，直指美國國債危機已至臨界點。達利歐將其喻為“經濟心臟病”，警告若財政赤字不壓至美國GDP的3%以內，長期利率負擔將引爆災難性后果；羅格夫預測未來4—5年恐現債務危機；弗格森則揭示殘酷現實：美國國債利息支出已超國防預算，全球資本正悄然撤離美元體系。

這些預警絕非空談。一個月前的5月16日，國際評級機構穆迪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從延續108年的Aaa下調至Aa1。美國長期以“債務貨幣化”填補赤字的飲鴆止渴模式，如今正加速美元根基的崩塌：5月美國長期通脹預期升至4.6%，消費者信心指數跌至50.8，為歷史第二低點，10年期美債收益率突破4.5%，30年期更站上5%的高位。

作為全球“無風險資產”，美元信用體系的核心地位正受到動搖。穆迪指出，美國財政惡化速度遠超同類國家。因此，新興經濟體加快防御性機制布局：金磚國家大幅提升本幣結算比重，東盟國家則啟動區域數字貨幣結算試驗。

美國財政困境的嚴峻程度已難以掩飾。截至2025年6月，聯邦債務總額突破36萬億美元，占GDP比重高達123%。僅2025年6月，美國就有超過2萬億美元國債到期。而且，美國2024年國債利息支出首次超過國防預算，達1.1萬億美元。美國經濟頹勢已同步顯現：2025年一季度GDP環比萎縮0.3%，創3年最差表現，而貿易保護政策推高進口成本，反噬本國消費市場。

美國財政已深陷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穆迪報告顯示，每征收1美元稅收就有19美分用于支付舊債利息，這意味著近半財政赤字實為債務自我繁殖的產物。短期債務結構加劇風險：2025年10年期美債收益率攀升至4.5%，帶動30年期抵押貸款利率升至7.2%，嚴重抑制企業投資與居民消費。

政治極化更讓美國財政改革寸步難行。白宮將財政惡化歸咎于“前任政府的過度支出”，國會兩黨互相指責對方導致稅收失衡。這種互相掣肘的政治生態使美國財政的結構性改革舉步維艱。歷史經驗表明，當債務與GDP之比突破120%后，政策調整窗口期通常不足兩年——美國經濟似乎正站在懸崖邊緣。

制度性失衡也在持續加深危機。福利支出呈現剛性化特征，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等強制性支出已占聯邦預算的73%，大幅擠壓財政調整空間。美國稅收機制陷入失效狀態，企業稅率從35%驟降至21%后，政府未能相應縮減福利支出，導致稅基持續萎縮與赤字加速膨脹。

當前的美債危機，本質上是全球經濟治理結構滯后于經濟現實的必然結果。自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美元霸權以來，單極貨幣體系在全球多極化發展的浪潮中日益暴露其脆弱性。它的深層矛盾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美國國債輸出機制嚴重失靈，持續發債維持全球主導地位的操作，使發展中國家成為其通脹溢出的主要承受者；全球政策協調機制存在結構性缺位，G7等傳統框架對美元發行國債缺乏有效制衡；新興市場話語權長期缺失。

變革浪潮已在全球范圍掀起。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加速推進，IMF特別提款權分配比例的討論持續升溫，新興經濟體強烈要求決策權與經濟體量相匹配。主權債務重組機制的構建取得突破，G20與IMF年會頻繁探討建立多邊法律框架。區域性金融安全網絡加速擴展，亞洲清邁倡議正從臨時性危機應對工具轉向制度化安排，本幣互換協議覆蓋范圍持續擴大。

當達利歐發出“經濟心臟病”的警示，這場被長期低估的美債危機，正在政治極化的悶雷聲中積蓄著顛覆性能量。美元霸權裂痕的深處，一個多極共生的國際金融新秩序，已經日漸顯露出清晰的輪廓。（作者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經濟傳播研究中心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