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時采取帶著嚴厲的愛，終究也是愛。”在日前召開的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對一眾盟友表達了語重心長的“關愛”：“北約成員國承諾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用于國防，亞洲盟友應該以歐洲國家為榜樣。”根據美國國防部消息，赫格塞思在與澳大利亞國防部長會晤時，明確要求澳將國防開支提高至GDP的3.5%。還有報道說，日媒刊登的赫格塞思書面采訪顯示，美國對日本防衛開支的要求也提高到了5%。

美國政府要求盟友提高軍費并非新鮮事，但赫格塞思把宣揚美國“印太政策”的場合，變成向亞太盟友施壓的機會。赫格塞思在演講中竭力渲染“中國威脅”，試圖喚起亞太盟友的危機意識，凝聚聯手強化“對華軍事威懾”的共識。但他話鋒一轉，又強調“威懾不是廉價的”，直指“亞洲關鍵盟友在面對‘更強大威脅時’減少防務開支是說不通的”，對亞太盟友發出了迄今為止最直接的恫嚇。

5%和3.5%這兩個數字猶如懸在東京和堪培拉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恐怕將動搖同盟的信任基礎。現實情況是，這個要求對兩國來說是短期內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近年來，日本和澳大利亞都制定了二戰后最大規模的擴武計劃。日本政府2022年出臺大幅提高防衛開支的計劃，此后防衛預算屢創新高，2025財年防衛預算已達8.7萬億日元，占GDP的1.8%，2027財年將達到2%的預定目標。澳大利亞則計劃到2034財年將目前的2%提升至2.4%，并且還在推進大規模的核動力潛艇建造計劃。但從日澳國內的財政狀況、政治博弈和民眾態度等諸多因素看，兩國為實現上述擴武目標已是竭盡所能，但依然與美方的要求相去甚遠。

近年來日本防衛安全政策表現出二戰后前所未有的進取姿態，更多是受到“擺脫戰后體制”的“國家正常化”訴求驅動，具有明顯的自主色彩，但經濟現實卻給日本的軍事野心套上了枷鎖。日本公共債務規模已達GDP的260%，少子老齡化危機空前嚴峻，導致國家財政捉襟見肘，1/3的財政預算要用于社會保障開支，1/4要用來償還國債本息，財政收支依賴舉債艱難維持平衡。岸田文雄執政時提出通過增稅籌措防衛費，引發國內民眾和在野黨強烈抵制。如果日本防衛費要從GDP占比2%提升至3%，意味著資金缺口將高達6萬億日元，對日本經濟民生必將構成難以承受之重，難以得到民眾認可。如果要達到GDP的5%，即便按照目前低位的日元匯率計算，也將達到2000億美元以上。這無疑將徹底顛覆戰后日本的和平主義發展路線，引發外界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擔憂。

澳大利亞幅員廣袤，四面環海，并未面臨突出的外部威脅。近年來的軍備擴張更多是為了配合美國的“印太戰略”，借以提升其在地區安全事務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從2015—2016財年的324億澳元到2025—2026財年的近590億澳元，澳國防預算10年間已增長近一倍。但如今面對美國提出的GDP占比3.5%的新要求，澳大利亞無論從現實需求還是公眾態度看，都難以接受。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6月1日強調會根據澳自身的國防能力需求來決定國防開支。今年2月下旬至3月初的調查發現，僅有1/3的澳大利亞人支持增加國防預算。事實上，澳大利亞在“奧庫斯”框架下建造核潛艇的計劃已經讓其背負了沉重的經濟負擔。

美國政府要求盟友增加軍費，美其名曰“共擔責任”，其實質不過是美國要將維持全球霸權地位的成本最大限度地轉嫁給盟友，服務于“美國優先”的單邊利益。這種做法無視盟友的財政負擔與戰略自主訴求，表現出充滿利益算計的自私本性。而赫格塞思所謂“嚴厲的愛”，更像是一種以愛為名的勒索，難以掩飾美國在同盟關系中居高臨下的父權思維。這種將同盟關系工具化的做法，不僅可能透支盟友的忠誠與信任，也難以給地區帶來和平穩定。

赫格塞思在“香會”演講中推銷了特朗普政府“以實力求和平”的“印太戰略”目標，但這種政策路徑是建立在美國及其盟友的軍力擴張基礎之上的，它只會在亞太地區挑起新一輪軍備競賽。一旦日澳韓菲等美盟友競相突破原有安全政策框架，亞太的戰略穩定將不復存在，強制性的陣營對抗將取代對話合作，使地區陷入螺旋升級的安全困境之中。美國想要通過窮兵黷武構建所謂“威懾”，不僅會以犧牲盟友福祉和地區穩定為代價，最終還可能會導致難以預測的戰略失控。（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