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美國現任政府“內顧”傾向明顯，對外戰略至今尚未充分展開，引發了關于其正走向“新孤立主義”的討論。這種傾向將對美國亞太政策產生何種影響？美國的“太平洋世紀”設想會因此生變嗎？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此展開討論。

袁 征：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

賈春陽：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項昊宇：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所特聘研究員

從“重返亞太”到“印太戰略”

袁 征

過去幾十年來，美國全球戰略重心總體上經歷了由西向東、逐漸轉向亞太的過程。雖然中間一度出現偏移或精力分散的時刻，這個演進趨勢總體延續下來。

二戰結束之初，美國的戰略重心主要放在歐洲，通過“馬歇爾計劃”幫助在戰爭中遭受重創的歐洲進行重建，并據此構建了美歐跨大西洋聯盟。在那之后，尤其是隨著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美國的戰略重心整體上向東轉。2001年小布什上臺后，美國就已開始加大在亞太地區的投入，但“9·11”事件的發生暫時打亂了華盛頓的戰略部署，反恐成為那個階段美國對外戰略的主題，美國也先后在中東地區陷入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直到奧巴馬時期，美國才又調整戰略重點，再次將戰略重心向亞太轉移，力推“重返亞太”和“亞太再平衡”戰略。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時任國務卿希拉里2011年先是在《外交政策》雜志撰文，后又在美國夏威夷大學東西方中心發表演講，強調亞太地區是美國今后外交戰略的重心，提出“21世紀將是美國的太平洋世紀”。按照奧巴馬政府的設想，美國將在亞太地區加強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雙邊同盟；深入參與地區多邊機制，包括啟動“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談判并從中發揮主導作用；打造具有廣泛基礎的軍事存在，將美軍60%的軍力部署到亞太。另外，美方還提出深化與地區新興大國的關系，其中包括中國。

為什么美國當時開始越來越多地強調自己是亞太地區“常駐國家”，并且尋求在亞太安全和經貿等領域發揮主導角色？一方面是隨著中國以及亞太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美國擔心失去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于是試圖通過盟友體系或介入地區熱點問題加大自身的存在感；另一方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和世界經濟復蘇乏力，而亞洲是世界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美國急于分享亞太地區的經濟增長紅利。

到了2017年特朗普開啟首個總統任期，美國政府開始強調從之前的反恐時代進入所謂“大國競爭”時代，這也帶動美國亞太政策進一步演化。2017年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稱為“戰略競爭對手”，到了2022年版，對中國的定位更是變成“首要戰略競爭對手”。在之前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階段，美國對于圍堵遏壓中國的地緣戰略目的稍有遮掩，現在則變得顯像化。在此期間，美國亞太政策表述開始使用“印太”概念，雖然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在具體操作上有所差異，但在美國版“印太戰略”中，華盛頓依然將亞太地區作為戰略重心，強調維護所謂“自由開放的印太”。

回顧過去十多年來美國亞太政策的演變，從當年的“重返亞太”到現在的“印太戰略”，可以說華盛頓基本延續著“美國的太平洋世紀”的設想，持續加大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外交、經濟和其他方面投入。近些年來，即便持續延宕的俄烏沖突和新一輪巴以沖突給美國外交政策造成一定干擾，但華盛頓主觀上仍將亞太作為需要投入更多資源的優先戰略板塊。就其效果而言，美國不斷加大在亞太地區軍事部署和戰略布局的力度，搭建了奧庫斯和“四邊機制”（QUAD）等疊床架屋的小多邊機制，但就遏壓中國發展這個目標而言，美國并不成功，其在亞太鼓噪沖突、制造對抗的種種做法也引發地區國家越來越強烈的反感。

美國政府在“美國優先”理念下的相關政策舉措引起世界范圍內的普遍不滿，國際上有關美國外交政策正在走向孤立主義的討論增多。當下美國外交的表現與傳統的孤立主義確實存在一脈相承的一面。美國傳統上的孤立主義主要是指不介入歐洲大陸的紛爭，避免卷入歐洲列強的國際沖突，但不排斥在美洲和亞太的擴張。現在的“新孤立主義”也是主張把更多資源和精力放到國內，同時鞏固美國周邊安全，加大在“印太”地區的投入，防止其他國家“挑戰”或“威脅”美國的霸權地位。

由是觀之，美國“太平洋世紀”的設想或者說戰略重心轉向亞太的進程將會延續，至少目前來看，美國對亞太的“重視”不會降低，只是在手法上會有調整，比如加大要價或要求盟國更多承擔防務義務等。

正從亞太回撤？

賈春陽

美國政府考慮將數千名駐韓美軍士兵轉移至亞太其他基地的消息，再次引發國際輿論有關美國亞太政策走向的猜測。美國“特朗普2.0時代”開啟以來，對內進行“政府效率改革”、收緊移民政策，對外揮舞關稅大棒、推動美俄對話溝通，如此等等，但在亞太政策上動作不多，以至有人開始提出疑問：亞太是否仍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中之重”？美國正在從亞太收縮或回撤嗎？

從歷史慣性來看，在將國家安全戰略重點由反恐轉向所謂“大國競爭”之后，外交和安全戰略重點轉向亞太，就成了美國兩黨為數不多的戰略共識之一。盡管當前政策尚不明朗，但美國恐怕暫時難以改變這一戰略選擇。

美國時任國務卿希拉里2011年在提出“美國的太平洋世紀”時稱，未來幾十年美國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堅持在亞太地區大幅增加投入，包括外交、經濟、戰略和其他方面。隨后，奧巴馬政府正式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但伊拉克、阿富汗安全局勢的惡化和“伊斯蘭國”的擴張極大影響了美國轉向亞太的步伐。到了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國雖然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但對亞太的重視程度并未減弱，其中一個明顯標志便是推出“印太戰略”，并在2017年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地區戰略”部分將“印太”排在首位。隨后，拜登政府明確美國“印太戰略”的五大目標和十項行動計劃，并通過“四邊機制”、奧庫斯、美日韓三邊合作、“印太經濟框架”等推動“印太戰略”落地實施。過去十多年來，雖然歷經兩黨執政，美國政府總體上堅持了戰略重心轉向亞太的進程。

美國現任政府的亞太政策還未充分展開，但從目前的一些言行和表征來看，亞太仍將成為美國外交和安全戰略的優先方向。今年年初，在華盛頓舉行的美日印澳“四邊機制”外長會發表聲明，宣稱要“共同致力于加強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隨后，日本、印度等國領導人或高官接連訪美，美國防長赫格塞思訪問亞太時大談對亞太的重視及對該地區盟友的“承諾”，宣稱美國“將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真正優先考慮并改變這個地區。”美國媒體今年3月曝光的《臨時國防戰略指導意見》不僅將中國認定為所謂“唯一步步緊逼的威脅”，還醞釀將軍事資源更大程度地向亞太地區聚集。近來，美國駐北約大使公開表示，美國今年晚些時候將與歐洲盟國就減少駐歐美軍事宜展開討論。這立即引發猜測，即美國是否會將從歐洲撤回的部隊轉移到“印太”地區。凡此種種都表明，盡管受到國內事務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相關事務的掣肘，美國新一屆政府仍將亞太地區作為外交和安全戰略的重點，或者說是“真正優先考慮”的方向。

展望未來，在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大背景下，亞太因其總體和平穩定的地區形勢以及發展優先的地區共識，將會持續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最具活力的區域之一。美國繼續將該地區作為戰略重心所在，就應思考如何在亞太繁榮發展中扮演積極角色，而非囿于地緣政治考量甚至固守冷戰思維，一味鼓噪所謂“大國競爭”，謀求維持自身的霸權式存在，那樣既不利于亞太區域長遠發展，也無法使美國真正從中獲益。

亞太國家如何“以不變應萬變”

項昊宇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的亞太戰略幾經變遷，不離其宗的一大動因是對霸權地位的執念。但從“太平洋世紀”設想下的“亞太再平衡”到現在的“印太戰略”，美國的戰略思維和政策行動無不顯露出深刻的內在矛盾：既想主導亞太多邊經濟合作進程，又游離于RCEP、CPTPP等區域主流合作架構之外；既標榜尊重地區的包容開放性，又竭力推行排他性的小多邊盟伴架構。這種首鼠兩端的戰略路徑使美國在亞太地區陷入了一定程度的戰略混亂。

美國的政策取向對亞太戰略穩定帶來嚴重沖擊。比如，過度依賴軍事威懾和排他性競爭導致地區安全秩序的陣營化風險，一些地緣熱點問題因美國的介入而持續緊張，破壞了地區的團結合作氣氛；再如，無視區域經濟整合的內生訴求，尋求另起爐灶重構美國經濟霸權，使美國成為失道寡助的亞太一體化進程攪局者。

對于美國的區域存在與影響，亞太一些國家心態復雜。一方面，二戰以來美國在亞太地區扮演著某種“安全秩序維護者”角色，通過跨國公司主導的經貿投資建立起跨太平洋產供鏈體系，不少地區國家對此形成慣性依賴；另一方面，地區國家普遍感受到美國戰略調整帶來的風險壓力，尤其是當美國的地區角色從“公共產品提供者”更多地變為陣營化對抗的推手。

美國現任政府的亞太戰略至今尚未出臺，關稅大棒卻已“無差別地”揮向地區國家，作為全球制造業引擎的東亞產供鏈面臨空前挑戰。安全領域，拜登時期延續下來的同盟合作雖在慣性推進，但美國政府的孤立主義和交易主義傾向使其在亞太的安全投入不再牢靠。美國政府對外政策的巨大不確定性，正在進一步侵蝕其信譽，也令其亞太傳統盟伴無所適從，即便是日韓這樣的盟友也顯露出愈發濃重的“疑美”情緒。地區國家普遍開始尋求更大程度的戰略自主和多元化布局。

其中，東盟作為亞太秩序的關鍵平衡者，努力堅守區域合作的中心地位。雖然面臨美國施壓與內部協調的考驗，但近些年來，東盟遵循“基于規則的開放區域主義”，經貿上推動RCEP深化實施與“10+3”機制升級，維護區域一體化進程，安全上通過東盟地區論壇（ARF）、南海行為準則磋商等機制推動多邊對話，管控地緣矛盾，成為大國競爭的緩沖區。這種戰略自主使東盟成為亞太秩序穩定的重要力量。

面對地區秩序變局，亞太國家需要警惕和超越任何的二元對立或陣營對抗思維，積極參與塑造多極化格局下的地區秩序。經濟領域，面對甚囂塵上的保護主義逆流，亞太國家應化危機意識為合作動能，加快提升域內貿易投資便利化水平，以RCEP升級和CPTPP擴員為核心，構建更加高水平的包容開放型區域經濟架構。安全領域，亞太國家需基于“共同安全”理念，積極推動多邊安全機制的建設，努力化解大國博弈帶來的陣營化風險，并就地區安全熱點問題展開坦誠對話，加強預防性外交和互信建設，降低誤判風險。同時，亞太國家應務實深化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在網絡安全、氣候變化和公共衛生等領域構建多層次、普惠性的區域安全網絡。

在美國亞太戰略空前不確定的當下，亞太國家唯有以不變應萬變，堅守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正道，以更大程度的戰略自主突破“選邊站隊”的困境，以超越零和博弈的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引，才能在多極化世界中更好地掌握自身命運，共同打造一個和平、穩定和繁榮的亞太新秩序。